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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池雄: 倡導“華商精神”,打造“閩商精神”升級版

作者:陳惠婷資訊來源:《商匯》雜志點擊數:1122更新時間:2015-01-23字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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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方池雄:1971年12月生,福建霞浦人。

1994年畢業于福建師范大學,后于廈門大學管理學院獲工商管理碩士學位(MBA)。現為廈門華世昌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任民建廈門市委創業與風險投資研究會副會長、廈門大學寧德校友會執行理事長、廈門市經濟貿易促進會常務副會長、廈門市霞浦商會執行會長、廈門霞浦一中校友會會長、政協福建省霞浦縣委員會委員等職。

值此廈門總商會成立110周年之際, 10月31日,廈門總商會倡議“兩岸同慶商人節”。作為“閩商精神”的首度闡釋者和踐行者,方池雄先生對此異常激動。自他2004年5月17日于首屆“世界閩商大會”首度闡釋“閩商精神”以來,中國與全球商業環境、國內與國際兩個市場發生了復雜而又深刻的變化;而他自身作為“閩商”,充滿傳奇色彩的的商業生涯歷經三次華麗轉身,成就了今天業務橫跨貿易金融、教育文化及房地產市政三大領域的廈門華世昌集團有限公司暨華宇(香港)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此時,恰逢廈門總商會110周年紀念并倡議同慶“商人節”,在一段晨光中,方池雄向《商匯》記者闡釋了他倡導的“閩商精神”升級版——“華商精神”,“仁義禮智信”,“愛國、節儉、守信、尚義、奉獻”等“華商精神”關鍵詞,仿佛穿越華夏民族上下四千年的商業發展史向我們徐徐走來……

植根海西經濟 首度闡釋“閩商精神”

《商匯》:首屆“世界閩商大會”您為什么會想到提出”閩商精神”?

方池雄:有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的原因。宏觀層面是,2004年1月福建省提出“海峽西岸經濟區”戰略構想。那時作為千千萬萬“閩商”創業者大軍中的普通一員,我在想,我能為“海峽西岸經濟區”做點什么?

“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企業家才能和勞動、資本、土地共同構成企業“生產四要素”,它對資本等其它三個“要素”進行組織,以順利完成具體的生產經營,所以企業家才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企業家才能的內核則是人所共知的“企業家精神”。對于全球閩商而言,它就是千年綿延不絕的“閩商精神”,它是我們共同的文化根源、商業靈魂和不竭動力。當年5月17日首屆“世界閩商大會”在福州召開,全社會對閩商在“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中的作用寄予厚望,接受媒體采訪時,我將“閩商精神”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來進行闡釋。

當然,“閩商精神”的提出更為重要的是微觀因素:一方面它與我個人的人生經歷、早期商業生涯密切相關,另一方面,那時我的商業思想已有了較好的理論儲備,我在福建師大求學時進修了“中國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培訓班”函授課程,在廈大MBA中心系統學習了經營管理知識。闡釋“閩商精神”是我勇于商業實踐、勤于理論思考的結果。

——“以市場為導向發展經濟的濃厚企業家意識”;

——“以朱熹‘理學’為文化導向的企業家文化精神”;

——“以‘堅持福建本地優勢,選擇符合自身條件的最佳方式加快經濟發展’為導向的企業家發展戰略思路”;

這三點是我研究閩商商業史,結合自身商業實踐經驗得出的理論精髓,同時我認為這些就是閩商精神的主要特征,也在當時的閩商大會上得到一致認可。

追根溯源:中國商業發展“四段論”

《商匯》:大家都知道,在我們中國上下幾千年的歷史中,重義輕利的儒家文化和農耕經濟是主流;但事實上,中華民族的社會發展從一開始就伴隨著商業活動,商業史是華夏民族發展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這個過程中,歷史上也出現了很多著名商幫和代表人物,請您從中國商業史尤其是商幫文化的角度,為我們展示一下主要歷史節點。

方池雄:我們通常所講的“華商”是指具有中華民族血統的全球華人中的商人,可分為“國內華商”和“海外華商”。從“華商始祖”王亥作為職業商人算起,咱們中國的商業史已經有近4000年了。我粗粗地將它劃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商周至秦漢。這個階段是以秦朝統一全國為大背景,秦朝統一了貨幣和度量衡,另外一個大事件則是海上、陸上絲綢之路的開通。這些都造成那時的各諸侯國及許多當時的大城市成為著名的商業中心,涌現出春秋時期范蠡、子貢;戰國時期白圭、呂不韋等為代表的“國內華商”。同時那時已有“絲綢之路”通往西域,有船舶東航日本,自然就有我們華人留居他鄉,“海外華商”開始萌芽。


第二階段是隋唐到宋元。以泉州成為“世界第一大港”等為標志,華商發展進入新階段。這一時期的“國內華商”代表有唐代的王元寶,宋代的朱沖,元末明初的沈萬三等。那個時候商業流通范圍擴大,對外貿易興盛,“海外華商”初步涌現。為什么呢?因為這個時期,國內商品經濟相對于東南亞各地發達,于是有不少中國商人到東南亞各地做貿易生意,定居當地成為第一代真正意義上的“海外華商”。這個時期的“海外華商”大多居住在今天東南亞的印度尼西亞、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泰國、菲律賓等地。


第三階段就到了明清至民國。這個時候國內小農經濟與市場聯系日益密切,社會上經商風氣濃厚,以大批經濟功能為主的工商業市鎮為依托,商業史上首次出現區域性商人群體,歷史上赫赫有名的中國十大商幫就是在這個時期出現,比如山西商幫、徽州商幫、陜西商幫、山東商幫、福建商幫、廣東商幫、寧波商幫等。典型代表如清代伍秉鑒、“晉商”喬致庸、“徽商”胡雪巖、“寧商”葉澄衷、虞洽卿、“陜商”賀達庭、“粵商”張振勛、晚清“狀元實業家”張謇等。

這時,國內,明朝海禁開始開放,鄭和船隊七下西洋,國外東南亞部分地區變為西方國家的殖民地或貿易中轉地,于是華人出國人數大量增加,在所在國的社會經濟地位逐漸確立。東自日本、朝鮮,西至印度東部海岸,北起緬甸伊洛瓦底江上游,南迄印度尼西亞群島,幾乎到處都可見到“海外華商”的足跡。尤其你知道的,自鴉片戰爭以來,一批批“契約華工”,就是所謂“豬仔”,被販賣出洋,中國進入華人大規模移民海外的高潮時期。“海外華商”人數之多、規模之大、分布之廣、遭遇之苦,均屬前所未有,從而奠定了今天“海外華商”遍布世界各地的格局。這時“海外華商”代表人物有清代黃乃裳、陳黌利家族,香港李嘉誠、霍英東、邵逸夫,泰國陳弼臣、新加坡陳嘉庚、馬來西亞郭鶴年、緬甸胡文虎、印尼林紹良、菲律賓楊應琳等。


第四個階段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算起到現在。這里面國內又可劃分為兩個小階段,第一個小階段是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這一階段其實有很多優秀企業家,比如“中國船王”盧作孚等,但因為當時特殊的政治環境和社會環境,尤其是“文革”期間,“國內華商”發展史基本停滯。第二個小階段是改革開放到現在。以1979年10月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第四次代表大會的召開為標志,中國一改幾千年重農抑商、幾十年重工抑商的積弊,國人商品經濟意識逐步增強,具有獨立人格特色的“國內華商”重入國人視野,逐步發展到今天成為中國民營經濟的主導力量,鑄就了“國內華商”發展史上的“新十大商幫”——粵商、閩商、浙商、蘇商、滬商、京商、晉商、徽商、魯商和豫商。典型代表如“粵商”的任正非、馬化騰;“閩商”的許連捷、曹德旺;“浙商”的馬云、魯冠球;“蘇商”的沈文榮、張近東;“京商”的柳傳志、劉強東;“晉商”的郭臺銘、李彥宏;“魯商”的張瑞敏;“豫商”的許家印等。

對于“海外華商”來說,從1949年到上世紀90年代,華人大批出國的歷史已基本結束。這個時期隨著海外華人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自然增長,“海外華商”的人數也急劇增加,其中百分之八九十華人已加入當地國籍,成為擁有所在國國籍的“華商”。近二十年來,由于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移民政策的調整和其他原因,仍有不少中國人通過投資移民、親人團聚、留學海外等方式移居國外,成為新時期的“海外新華商”。至此,除極個別內陸國家和偏遠的島嶼地區外,全世界都有炎黃子孫“海外華商”的蹤跡。

這個時期還有另外一個特征,那就是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逐步接軌,很多海外華商和港臺商人回到中國大陸投資。“海外華商”回歸本土成為新時期的“國內華商”,這使得“國內華商”和“海外華商”逐步在商業文化、經營手法、思想精髓等方面互相借鑒、日益融合。我們這時候提”華商精神”就更有意義了,國內華商的文化和海外華商的文化更加趨于一致了。

探究“華商文化” 華夏商業文明“四大主流”

《商匯》:您對中國商業發展史“四個階段”的劃分讓人耳目一新。那么從商業文化的角度來看,我們有沒有有別于西方商業文明的地方?

方池雄:我把上面漫長的“四個階段”的中國商業發展史所孕育的商業文化即“華商文化”,也概括為四個主流的“華夏商業文明”。


第一個主流的“華夏商業文明”是“黃河流域商業文明”。它的萌芽期與發展期可以從“華商始祖”王亥開展規模性貿易經商算起,直至夏、商、周三代,而興盛期為秦漢開始直至北宋。“黃河流域商業文明”是“華商文化”的發源地,其中心為大中原地區商業文化,而在大中原域內的河洛地區商業文化則是“黃河流域商業文明”的核心。

“黃河流域商業文明”展現了“華商文化”敢冒風險、自強不息的頑強生命力,比如中國十大商幫中最早崛起的陜西商幫和山西商幫。你知道的,山西、陜西這兩個地方地處黃河流域中游的黃土高原,常年干旱少雨、土地貧瘠,但陸路交通承南啟北、四通八達,扼守邊關商路之咽喉。于是明代中期晉商從小販行商起家,通過“走西口”把糧食等物資運往邊關換取“鹽引”,用內地茶葉、米鹽、糖果等交換塞外馬、騾、驢及羊皮、皮襖等特產,開辟出一條繁榮一時的邊貿商道,進而演化出令人驚嘆的山西商幫喬家、常家等富豪商賈。


第二個主流的“華夏商業文明”是“長江流域商業文明”。它始于春秋戰國,歷經秦漢、吳蜀、東晉南朝、隋唐、兩宋、元明清至近現代,已成為華夏商業文明中極為關鍵和主要的商業文明,并以先進革新、開放包容的姿態迎接當下的經濟全球化時代。中國十大商幫中的徽州商幫、洞庭商幫、龍游商幫等皆在商業史上創造了光輝燦爛的“長江流域商業文明”。


第三個主流商業文明是“海洋商業文明”。它是繼中華民族“黃河商業文明”、“長江商業文明”之后崛起的藍色商業文明,其代表為中國沿海的福建商幫、廣東商幫、浙江商幫等。比如以泉州為代表的閩南商幫,他們在五代至宋元時期已經作為閩籍海商集團初步崛起。特別是元明時期,以漳州籍海商李錦和泉州籍海商鄭氏父子為代表的閩南海商更是主導了中國海洋貿易的商業格局。又比如興盛于十九世紀的浙江寧波商幫,自唐宋以來就沿著東部海岸溯源北上開拓海上商業貿易,造就了以上海、南京等口岸城市為據點的地緣性商幫。


最后一個主流商業文明是“海外華商”的商業文明。雖然從總的來說,“海外華商”商業文化是我們華夏商業文化在海外的延續,并具有一定的獨立性、穩定性和延續性,但海外華人商業文化在“海外華商”居住國從一開始即已脫離了母體——中華商業文化的誕生地,因而,存在于各個不同居住國的“海外華商”商業文化則因華人同化以及居住國的經濟、政治狀況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特征,也可謂各具異化了的華人商業文化。比如,二戰后東南亞各國獲得獨立,一方面他們很想積極發展民族經濟,但又普遍扶持原住民經濟而限制、排斥海外華人經濟,這使得海外華人商業文化被深度異化,進而演變成如今各具特點、東西方文化兼容并蓄的“海外華商”商業文明。

值得一提的是,海外華人商業發展史及商業文化的異化表明,“海外華商”東西方商業文化兼容并蓄不僅豐富了世界商業文明的多元化,而且適應于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潮流,對推動人類社會的商業文明發展具有積極的意義和作用。

我所講的這四個我們中華民族商業發展史所孕育的主流“華夏商業文明”與猶太商人、阿拉伯商人、印度商人等其他民族所創造的商業文明既有共性,更具有鮮明的華夏民族文化個性特征,它們共同構成了璀璨多彩的人類商業文明。

推崇備至 閩、粵、浙商幫催生海洋商業文明


《商匯》:我看到在此前的一些媒體報道中,您提到“閩商精神”的精髓是“海洋商業文明”,剛才您在上面也提出“海洋商業文明”是華夏商業文明“四大主流流派”之一。那么“海洋商業文明”相比較于其他華夏商業文明有什么不同之處?現時代下它又有何特別的現實意義?

方池雄:是的,我多次提到“閩商精神”的精髓是“海洋商業文明”,而且其所蘊含的“和平、自由、平等、共存”等商業理念無論對華夏其他商業文明還是當下中國“和平崛起”、“中國夢”的治國理念都具有非同尋常的參考價值。

為什么這么說呢?從我們中國上下五千年發展史來看,我們中華民族所處的地理環境也好,重農輕商的傳統思想也罷,尤其是對海洋認識的局限性以強大的歷史慣性拖住了中國向海洋進軍的步伐,使我們這個民族錯失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歷史發展機遇期。但你從世界商業史的發展規律來講,不管是過去還是將來,哪個國家擁有了海洋商業文明,哪個國家就會在世界經濟競爭格局中占據主導地位。所以,我從這個意義上說,福建商幫、廣東商幫、浙江商幫等所創造的“海洋商業文明”對整體的“華夏商業文明”更具有示范和借鑒意義。

現在國家高度重視“海洋經濟”與“海洋發展戰略”,尤其是2013年9月與10月習近平主席分別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也就是“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海洋商業文明”在華夏商業文明中更突顯其與眾不同的重要性和現實性。

倡導“華商精神” 打造“閩商精神”升級版

《商匯》:您為什么會選擇在廈門總商會慶祝成立110周年,倡議“兩岸同慶商人節”這樣一個時機提出“閩商精神”的升級版——“華商精神”?

方池雄:還是一如當初我闡釋“閩商精神”那樣,有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的原因。宏觀層面是,習近平總書記首提“中國夢”,那么作為國內的一個華商,我在想,我能為“中國夢” 做點什么?

同時,更為重要的是微觀因素:一方面它與我十年來的人生經歷、商業踐行息息相關。目前我所率領的企業集團旗下的貿易、文化板塊子公司近三、四年來與國際的商業往來日益增多,這使我對全球華商的商業現狀及商業文化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另一方面,近十年來我對東西方的商業史、中國商幫的發展史等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商業思想方面有了更好的理論儲備。

10月10日,我作為“閩商精神”的首度闡釋者和民營企業家代表參加了廈門總商會組織的“商人節緣起與傳承”學術研討會。了解到當年“商人節”為廈門商會首倡,并在臺灣延續至今。定位為“兩岸交流窗口城市”的廈門經濟特區與臺灣的交流交往無疑是最密切的。廈門總商會倡議兩岸同慶這個“緣起于廈門,傳承于臺灣,根植于兩岸,面向全球華商”的“商人節”,它的核心應是紀念什么,弘揚什么呢?我以為就是人所共知的“企業家精神”。對于海內外華商來講,就是“華商精神”。

《商匯》:“華商精神”的內涵和外延較之“閩商精神”更為寬泛,它的主要特征包含哪些內容?

方池雄:我個人認為,“華商精神”的研究,一是應該具有歷史的觀點。就是把“華商精神”放在整個中國甚至是世界商業歷史進程中去研究,既研究源,也研究流,通過源流結合的方法形成一個全方位立體型的完整思路。二是發展的觀點。就是用當今現代人的思想、先進的科學理論審視、研究歷史文化。三是實踐的觀點。誠如司馬遷所言:“述往事,思來者”,理論聯系實際。

綜合中國商業歷史發展“四個階段”和華夏商業文明“四個主流流派”,深度挖掘“華商精神”的內核,我認為主要有四條:


一是以“儒家文化”和“新儒學”為導向的企業家文化精神。

你可以看到,無論是“國內華商”還是“海外華商”,特別是第一、二代移民海外的華商,他們都曾受到“儒家文化” 和“新儒學”的熏陶和影響。“儒家文化”的“中庸、忠恕、仁、義、禮、智、信”及“新儒學”的“修身養性、愛人愛國”的思想深深扎根于一代又一代華商的精神深處,使我們的經濟思想及經營活動秉承“節儉、勤勞、守信、尚義”的原則,創造了令世人矚目的經濟奇跡。

比如我們所熟悉的遍布全球包括臺灣、南洋地區的近4000萬的閩南人和460多萬客家人中所產生的“海外閩商”群體,對世界經濟尤其是東南亞經濟圈崛起所作的巨大貢獻就是這種“華商精神”的明證。典型代表如祖籍廈門的馬來西亞陳嘉庚、祖籍福清的印尼林紹良、祖籍泉州的新加坡黃亦聰、黃鴻年父子,祖籍永定的胡文虎、胡仙父女,祖籍安溪的臺灣王永慶、祖籍晉江的菲律賓陳永栽等。


二是以“堅持中國本土優勢,選擇符合自身條件的最佳方式加快經濟發展”為導向的企業家創業創新精神。

無論是“華商始祖”王亥及其族人不畏險阻,艱苦創業的遠古遠程貿易商業活動,還是16世紀初的明代正德年間以潮汕為代表的廣東商幫“??萇倘思?rdquo; “海販海盜、亦盜亦商”的海上商業冒險活動;無論是近代以“無寧不成市”聞名上海灘屢創第一的“寧波幫”企業家群體,還是改革開放后對中國經濟做出卓越貢獻而被外界譽為“中國新五大商幫”的浙江商幫、山東商幫、蘇南商幫、閩南商幫、珠三角商幫,他們身上無不處處演繹著“敢闖天下路,敢做天下事,敢為天下先”的“華商精神”。
如閩南商幫中以丁世忠為代表的安踏集團所走的企業發展道路,便是企業家創業創新精神的一個典型范例。安踏所采取的“垂直一體化”運營模式同耐克、阿迪達斯的“輕資產”運營模式就有著較大差別,是結合晉江特色產業文化的產物。

三是以“人本思想、德治思想、無為而治思想”為導向,東西方兼容并蓄、開放開明、自成體系的華商管理哲學。

相對于西方理性的企業管理精神,華商文化中所蘊含的以實現人性為重點的“個人管理、社會管理和國家管理”和諧統一的人文精神,東西方兼容并蓄并自成一體的人性主義管理體系,深刻體現著海內外華商海納百川、西學東用的“華商精神”。這種體系崇尚重家族、重群體、重社會、重國家的倫理觀念,以及忠于國家、尊敬長者、勤勞敬業的道德規范。它著眼于精神層面的內容,注重人性的舒展和精神的內涵,實際上體現了華商的管理哲學和文化理念。比如對臺灣商業文化淵源流變的考察可以看出,臺灣商業文化融原住民樸素商業文化、近代西方海權商業文化、閩粵商業文化、日本殖民商業文化、中國傳統商業文化、現代歐美商業文化于一體,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商業管理哲學和經商風格。


四是以弘揚“誠實守信、守法奉獻、公平正義”為導向的現代新商業價值觀。

“誠信為本”是中國人經商的傳統美德,歷代華商都把“誠、信、義、仁”作為從商的自律大典。在中國傳統倫理看來,誠信美德根源于人心,心正則誠,且只有“內誠于心,方能外信于人”。比如“嘉庚精神”的“愛國誠毅”、馬來西亞郭鶴年的“誠信為本的人際關系”等等,都是華商商業倫理價值觀的體現。

在以“十八屆四中全會”“依法治國”等為時代背景的新形勢下,廣大華商還應賦予傳統的商業價值觀新的時代內涵:比如守法奉獻、公平正義等,以形成并進而踐行現代新商業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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